所谓北方就是那种在最近5000年里下过雪的地方。包括武汉，甚至韶关。广州成为祖国的一部分据专家考证还不到3000年的历史。先是赢政在那儿建立了一个派出所，那会儿它可能还叫番禺呢。这个番禺——即后来的广州一直以来就和我们心和面不和。它说汉话，写汉字，到处可以听见看见内陆流行的标语口号，从“计划生育”到“三个代表”。它和我们使用一样的词汇思维：组织、领导、“三中全会以来”、“奔小康”、“在……指引下”、“紧紧……在……周围”、继往开来、与时俱进等等等等，耳熟能详，游刃有余。在那块盛产各种香蕉的土地上，我们可以找到与我们相同的意识形态：贞洁牌坊、寺庙和革命烈士纪念碑。此为“心和”。所谓“面不和”则有目皆睹。这块南蛮之地懒洋洋地躺在北回归线上，享有着远远多于我们的年均日照时数。那儿一年四季都生长农作物，所以很适宜大量的物种存活，总有吃不尽的性命。它不像我们曾经去过的任何地方，有如一块飞地，在我们的阅历之外。和毗邻的省份比较起来，广州更具有异国情调。
吊诡的是，它还和我们面和心不和。
这是费猜疑的地方。
广州是狡黠的。作为北京远郊的城邑，它一向是游离的、去中心的。迫于情势，它一直佯装和我们一样的有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，佯装循规蹈矩并“保持一致”，佯装和我们同样对某一事物推崇拥戴或同仇敌忾——总而言之佯装唯命是从没心没肺。其实它一直有自己的算盘。在某些不言而喻的领域里，对于某种不言而喻的道理，它一直有与我们不同的计算单位，用与我们不同的计算方式。我们得说它找到了一个不错的角度，北京的阳光可以照射到它，却无法伤害它——无法像伤害其他地方那样伤害番禺即后来的广州。北京和广州似乎有着某种默契，某种心照不宣的原则。前者允许后者阳奉阴违，它只消挂五星红旗有党委就行了。有时候它们之间不像隶属关系而像朝贡关系。后者常对向祖国纳税和上缴财政方面啧有烦言，完全不是沈阳或天津那样任劳任怨还光荣无尚。广州不生产干部，这与它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革命历史不相匹配。从林则徐到张德江（现任广东省委书记）都是北京支出的钦差。
广州不骄傲，不像上海那样把傲慢贴在胸前背后。它不认为自己是大城市——是大城市有好处么？它从不像上海似的总想着跟北京比。它和谁也不比。它不和武汉比也不和重庆比，它甚至不和厦门、南宁比（它们都在北回归线上）。但是它相当自信，广州的妙处深藏在它那茂密的植被里，不屑于与外人道。如果不是做生意的话，我们很少能像在天南海北看见山东人那样看见广州人。因为有钱赚，“三中全会”以后，他们才穿了厚厚的彩色羽绒服北出韶关。他们沿着长江或者黄河一边玩一边就赚了我们的钱，然后用这钱开办粤菜馆——他们只吃粤菜。
这就是广州。它神情自若，不卑不亢。因为舌头不灵便，它不愿意与我们交谈，不愿意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中。但它心里有数。当我们都假装不信什么的时候，它却能假装信。这是它愚不可及的高度：帮有道帮无道它都比我们活得好。
这就是广州，切实的、功利的乃至犬儒的。
还有另一种广州，一种被忘却的，或者被忽略的广州。这种广州就是那个在差不多一百年前挺身而出的广州。当其时也，四万万人拖着辫子稳稳地做定了爱新觉罗家的奴隶，各族人民（尤其是汉族）的精英分子兴高采烈地按比例进入了满清各级领导班子，这个时候，小个子广州站将起来，它说不。它顽强地、不屈不挠地向广袤的北方诉说它的新念头：共和。为此它不惜死去许多衣食无虞的有钱人。可见这个小个子汉人是最喜欢博爱、民主和自由的。在经历了不止一百次失败之后，它终因体力不支身心憔悴而一卧不起，时在1949年。
孙志刚死于这样一座城市里真是意味深长。只有广州才能制造出这样的死亡。
孙志刚并非死于一座城市而是死于一个时代——一个法纪缺失的时代（或后时代？）。在这个国家普遍丧失（如果它曾经有过）法纪的时候，没有理由指望广州清明。
然而事实证明孙志刚还真就“选”对了地方。
是的，广州，就这儿！
这儿是祖国最早开放的区域（它已经开放了好几回了）；这儿不仅离资本主义最近而且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最近；这儿还剩着中国早期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精液，一有机会，就会喷薄；这儿有全国最好的报纸《南方都市报》——比《人民日报》好；这儿有全国最道德的新闻人王雷——比白岩松好；这儿有全国最好的知识分子艾小明——比汪晖好；这儿还有全国最好的“有机知识分子”——那个收了费为孙家奔波的律师不比国防大学的张昭忠教授好吗？
这儿甚至有全国最好的官吏——事发之后，他们互相推委，大家连坐，拔萝卜带泥有委屈的虾米但极少落网之鱼。
广州是个奇怪的犬儒主义者，它即知道每件事的价钱，也知道每件事的价值。
所有这一切，所有这一切因素相加——缺一不可——才可以构成“孙志刚死亡事件”而不是孙志刚的死亡。
我想说的是，如果孙志刚不是死于这个广州，如果他死于哈尔滨或者西安，那我们的兄弟可能真的就白死了。
就是这样。
